从闸门到反向举证：AI生成内容的侵权二元裁判逻辑

先看两个场景。

第一个场景：有人用AI做了一条公众人物的换脸视频，发到平台，播放量几十万次。公众人物要维权，该告发视频的用户，还是告平台？

第二个场景：一家公司拿AI生成的图片做产品宣传，图片和某位插画师的作品高度相似。插画师要维权，该告这家公司，还是告提供AI工具的平台？

多数人会给出同一个答案：按“通知删除规则”，先通知平台，平台不管，才轮到它担责。

这个答案，在第一个场景里基本对。在第二个场景里，可能完全错。

2026年9月7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26〕10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全文5个部分、共24条。据公开报道，这是我国首部由最高审判机关出台的涉人工智能纠纷裁判规则文件。

这份文件里，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分岔：同样是侵权，人格权和著作权场景下，追究平台责任的方式完全不同。

两套规则，两种逻辑

《意见》第7条管的是人格权益。

条文写得很明确：生成式AI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他人名誉权、隐私权等人格权益，权利人发出通知后，服务提供者如果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等必要措施，就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。通知里要包含两样东西：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，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。

这其实是民法典第1195条“通知删除规则”（实务中常叫“避风港规则”）的延伸。区别在于，“必要措施”的范围扩大了：过去是删除、屏蔽链接，现在还包括停止生成、屏蔽相关的生成指令。

这里要说清楚：在著作权场景下，避风港规则并没有被取消，民法典第1195条、第1197条照样适用。第12条真正的增量在别处——它在避风港之外，又叠加了一层更硬的规则：六个考量因素，外加一套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。

《意见》第12条是这样写的：AI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，法院应当综合考量服务类型、行业特点、训练数据来源、各方参与度、必要措施、获利情况等因素，合理认定开发者、提供者、使用者各自的责任。开发者如果提出不侵权抗辩，就要提供训练数据来源、训练过程记录、模型运行模式乃至科学理论依据来佐证。

把两条摆在一起，着力点就出来了：人格权这边，是用通知去撬动平台；著作权这边，是用举证责任去撬动开发者。

这不是规则的疏漏，而是有意的安排。人格权侵权的内容往往明确、具体，平台接到通知，有能力判断和处置；著作权侵权则涉及训练数据和算法输出，专业门槛高，要权利人自己去证明模型用了哪些数据，几乎不可能。

最高法在答记者问里说得很直白：人工智能技术复杂、不透明，相关证据外人拿不到。《法律适用》刊发的理解与适用文章进一步解释：既要避免因为“技术信息偏在”，让权利人举证无门、维权受阻；也要防止把举证责任全压给开发者，造成不合理的负担。

一边松，一边紧，中间靠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平衡。

第7条：人格权场景下，通知怎么写才算数

先说它管什么。它管的是生成内容侵害名誉权、隐私权等人格权益，典型场景就是开头的换脸视频，也包括AI生成的诽谤内容、AI合成的隐私泄露内容。

按照条文，有效通知只需要两个东西：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，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。

你不需要证明平台有过错，不需要证明模型训练用了你的素材，也不需要先起诉。不少权利人卡在“我不知道怎么证明平台有责任”，其实这一步根本不需要——只要内容确实侵害了你的权益，把通知发对，剩下的交给平台。当然，通知发出后要留存送达凭证、记录平台的响应情况，为日后追责固定好程序性证据。

平台接到通知后，要采取“必要措施”。这个词在传统网络侵权里，指的是删除、屏蔽、断开链接；而《意见》把它扩展到了停止生成侵权内容、屏蔽相关生成指令。

这个扩展很关键。生成式AI的内容是动态生成的，同一段侵权内容能变出无穷多种表述，删掉一条根本没用，必须从指令层面拦住。

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留意。第7条写的是“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”，没有像民法典第1195条那样，限定为“损害的扩大部分”。条文表述确实有差异，但官方解读明确，这一条是参照民法典第1195条的避风港规则引入的，实务中宜按“扩大部分”来理解——平台担责的范围，原则上仍限于它接到通知后、未及时处置所造成的损害。真正有讨论空间的，是能不能据此追溯通知发出之前的损害。

还有一层：恶意诱导的用户，要自己担责。条文明确，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，恶意诱导AI生成侵权内容、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该用户承担侵权责任。平台有没有责任，则要看它接到通知后有没有及时处置。

至于“红旗规则”——也就是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的，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存在、却不采取措施，就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——《意见》条文里没有写。

起草组的解释是：如果要求服务提供者逐一核实生成内容是否侵权，不仅可能超出当下的技术能力，还会给它压上过重的注意义务、阻碍产业发展，所以没有直接写入红旗规则。

但口子是留着的。《法律适用》的理解与适用文章明确：《意见》最终没有对红旗规则的适用作出规定，特定情形下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197条。最高法在介绍制定思路时也表态，法院不排除适用第1197条。

这个口径要小心对待：法院保留了适用空间，但不等于确立了规则。如果说成“《意见》确立了红旗规则”，那是错的。

第12条：著作权场景下，六个因素决定责任怎么分

如果说第7条是给平台留了缓冲，第12条就是把压力重新压了回去。

条文列了六个考量因素。它们不是简单的并列，背后有一条主线：责任大小，要和控制能力、注意义务相匹配。

服务类型。不同类型的AI服务，注意义务不一样。理解与适用文章举例：和信息查询服务相比，内容创作领域的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。一个帮你查资料的模型，和一个帮你写文案、画图的模型，人们对它把控输出内容的期待，本来就不同。

行业特点。影视、出版这类对内容权属高度敏感的行业，和一般的商业宣传，标准不会一样。

训练数据来源。这是六个因素里，对AI企业影响最大的一个。理解与适用文章说得很直接：训练数据是否合法，是判断开发者有没有实施侵权的重要情节。

各方参与度。开发者、提供者、使用者，各自在内容生成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。控制能力强的，注意义务就高；作用大的，在共同侵权里责任也大。

必要措施。这是判断有没有过错的关键。理解与适用文章的原话是：开发者、提供者如果明知模型可能稳定生成与他人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内容，却不采取必要措施，甚至通过技术设计鼓励用户生成相关内容，就应当认定它对侵权内容的生成具有过错，构成共同侵权。

要注意“稳定生成”和“技术设计鼓励”这两个表述。偶然输出一次，和可以反复复现地输出，性质不一样；技术中立，和刻意引导，性质更不一样。

获利情况。权责对等，因为侵权内容获利的，责任相应加重。

六个因素之外，还有一条更硬的规则：举证责任怎么分。按理解与适用文章的梳理，这套规则分三层。

第一层，权利人。主张开发者或提供者侵权，要先证明两件事：侵权内容确实由这个AI生成，并且和自己的权利作品构成实质相似。第12条还写了一句“权利人主张人工智能提供者利用算法技术侵害其著作权的，应当提供相关证据”，理解与适用文章把它解释为就是上面这两件事。所以权利人不是零举证责任，只是举证范围限于输出端，不涉及输入端。

第二层，开发者。提出不侵权抗辩的，要就训练数据来源、训练过程记录、运行模式举证，必要时还要提供科学理论依据佐证。注意这是“抗辩时”才有的义务——开发者不主张不侵权，这一层举证就不会启动。

第三层，使用者。这层规则最有意思。权利人主张使用者侵权，需要证明对方接触过在先作品，或者有接触的可能。只要证明有接触的可能，就推定使用者知道在先作品的存在；使用者如果举不出证据推翻、又没有合理使用等抗辩理由，就认定侵权。

这个推定，大幅压缩了使用者的抗辩空间。过去讲“接触加实质性相似”，“接触”是要实打实证明的；现在只要证明有接触的可能，举证责任就转到了使用者身上。

对一家用AI工具做商业内容的公司来说，“我不知道这是AI抄的”这句话，能撑住的场合越来越少了。

两个留白，比规则本身更值得看

《意见》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可能不是它写了什么，而是它没写什么。

答记者问里有一段话：在《意见》起草论证过程中，对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，以及未经许可拿他人作品训练大模型该如何定性，各方分歧很大，认识还有待深化。因此，《意见》对这两个问题暂时不作规定。

而这两个问题，恰恰是整个AI版权争议的核心：AI生成的内容有没有版权？拿别人的作品训练大模型，算不算合理使用？

理解与适用文章披露了争议的两边。

主张构成合理使用的一派认为，数据训练类似人类学习，不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，通常也不会复现权利作品；而AI训练涉及海量作品、权利人又分散，逐一取得许可的交易成本太高。

反对的一派理由也很硬：生成式AI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复现训练数据里的作品，甚至生成和权利作品相竞争的内容；数据训练的性质、是否出于商业目的，都会影响保护强度，不宜一刀切；更何况，现行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，并没有给数据训练留出空间。

规则层面留白，个案层面继续试。

今年10月，湖北武汉江岸区法院公布了全省首例AI微短剧著作权侵权案。一部47集、主要画面和配音都由AI工具生成的短剧，被另一家公司改名后整体搬运，还插了商业广告。法院认定这部短剧构成视听作品，判令对方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万元。判决于2026年8月19日作出，双方都没有上诉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它的论证路径值得注意：不看AI参与了多少，而看人参与了多少。剧本策划、文案撰写、分镜提示词设置、人物形象和场景素材选定、AI生成片段的甄别筛选、后期剪辑排布——创作人员完整参与了每一个环节，投入了大量连续、实质性的智力劳动，对最终成片的表达，既有完整的预见性，也有实质的控制力。

结论是：AI只是工具，作品属性成立。

这个案子回答的是“AI辅助创作的作品有没有版权”，不是“AI独立生成的内容有没有版权”，更不是“侵权责任怎么分配”。三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。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：在《意见》留白的地方，法院不会干等。

四类角色，现在该做什么

如果你是权利人。人格权被侵害的，先发通知、别急着起诉，通知里放两样东西：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，你的真实身份信息。著作权被侵害的，路径不一样——先固定“内容由该AI生成”和“与你的作品实质相似”这两件事，然后可以直接起诉。进入诉讼后，开发者一旦提出不侵权抗辩，训练数据来源的举证压力就到了他那边。

如果你是AI企业。有三件事现在就该做。一是训练数据留痕：第12条已经把“训练数据来源”写成法定考量因素，数据怎么来的、授权链条完不完整、有没有清洗记录，这些不是合规部门的内部文件，而是将来法庭上的证据。二是内容过滤机制要能证明存在：理解与适用文章把“明知可能稳定生成实质性相似内容却不采取措施”作为认定过错的依据，你不仅要拿得出措施，还要拿得出措施的记录。三是技术设计别踩线：“通过技术设计鼓励用户生成相关内容”这句话，就是明确的风险提示。

如果你是内容平台。通知响应机制要建起来，而且要留痕。必要措施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停止生成、屏蔽指令，处置能力要跟上，处置记录要能证明你“及时”。

如果你是使用者。“我不知道这是AI抄的”这个抗辩，空间正在收窄。用AI做商业内容之前，先想清楚内容的来源。

写在最后

回到开头那两个场景。

换脸视频，走第7条：先发通知，平台不管再追责，恶意诱导的用户自己担责。

AI生成图侵权，走第12条：可以直接起诉，开发者的训练数据来源，是绕不过去的必答题。

同一份《意见》，两种走法，背后的逻辑一以贯之：人格权损害直接、可感知，平台接到通知后有能力判断和处置，所以用通知撬动平台；著作权损害隐蔽、专业，权利人难以触及训练环节，所以把举证压力推向掌握技术的一方。

不是避风港在两个场景里有开有关，而是同一片避风港上，一边加装了闸门，一边加装了反向举证。

至于AI生成内容到底有没有版权、训练数据到底算不算合理使用，最高法把答案留给了时间。

本文参考

·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26〕10号），2026年9月7日发布

·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就《意见》答记者问

· 周加海、司艳丽、秦元明、贾玉慧、张音：《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〉的理解与适用》，《法律适用》2026年9月9日

·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（2026）鄂0102知民初622号民事判决，2026年10月公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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