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四批典型案例发布，“北京市成立知识产权纠纷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”等30个案例入选。这批案例的集中亮相，若仅视为优秀经验的简单汇编，便忽略了其深层价值。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趋势：中国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，正在经历一场从行政与司法“分兵把守”到全社会力量“协同共治”的现代化升级。

一、 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多元共治”：治理主体的深刻变革

长期以来，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依赖行政裁决与司法诉讼两条路径。然而，本次入选的案例，特别是“北京市知识产权纠纷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”的实践，标志着治理主体的根本性拓展。

该委员会并非在司法或行政体系内做简单加法，而是创新性地融合了人民调解的柔性、高效与专业机构的权威性，构建了一个吸纳专业律师、退休法官、行业专家等多方力量的社会化调解平台。这一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，它不再将知识产权纠纷视为一个纯粹的“执法问题”，而是将其定位为一个需要综合治理的“社会问题”。

对创新主体而言，它提供了一条成本更低、程序更灵活、关系修复性更强的解纷渠道。

对治理体系而言，它有效分流了案件压力，实现了行政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，将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。

这一转变，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体现，是从“管理”到“治理”的思维跃迁。

二、 从“机械叠加”到“有机融合”：治理机制的协同创新

“共治”绝非不同部门的机械叠加，而是通过机制创新实现有机融合，产生“1+1>2”的协同效应。北京的模式之所以具有“较强的复制推广价值”，正是因为它设计了一套可行的协同机制。

它很可能建立了与法院的“诉调对接”机制，实现案件的无缝流转与调解结果的司法确认；同时与行政执法部门保持信息互通，防止纠纷升级为侵权行政案件。这种“社会调解+行政保护+司法保障” 的链条式协作，形成了一个分层过滤、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生态系统。

这提示各地，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，关键不在于设立了多少个新机构，而在于能否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，打通现有各部门、各层级之间的壁垒，让创新要素与社会资源在统一的治理框架内顺畅流动。

三、 案例群的共同指向：全链条的“共治”生态正在形成

纵观本批及此前发布的典型案例，一个清晰的图景是：“共治”理念正贯穿于知识产权的全链条。

在创造环节，可能有案例展现了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“共建专利池”或“共享专利平台”的协同创造模式。

在运用环节，必然有案例涉及政府、金融机构、企业三方协同，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证券化等工具共同破解融资难题。

在服务环节，各类公共服务平台、市场化服务机构与创新主体的深度互动，亦是“共治”的体现。

因此，北京纠纷调解案例只是冰山一角。整个案例集合共同论证了一个命题：现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，必须构建一个政府引导、市场驱动、社会参与、法治保障的多元化协同治理生态。

四、 启示与展望：“共治”将成为衡量强国建设成效的新标尺

这批案例的发布，为各地区提供了超越技术层面、触及治理内核的借鉴。它昭示我们，未来衡量一个地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成效，将不再仅仅看其专利申请量或罚没数额，而是需要审视：

1.协同性： 是否建立了高效顺畅的部门协作与社会参与机制？

2.系统性： 是否构建了覆盖知识产权全链条的治理网络？

3.创新性： 是否在治理模式、机制和工具上进行了有效探索？

从“分治”到“共治”，是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一场深刻革命。第四批典型案例，正是这场革命行进中的路标。它们指引各地，唯有打破壁垒，汇聚合力，方能真正营造出一流创新生态，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治理根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