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深入实施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动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，不仅为人工智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，更在知识产权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突破性探索。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、不断冲击传统规则的当下，这些制度创新既 “破” 除了传统产权模式的桎梏，又 “立” 起了适配智能时代的新规则，为 “人工智能 +” 的健康发展筑牢了制度基石。

一、“破”：打破传统产权模式的局限性

传统知识产权体系建立在工业时代的技术背景下，强调权利的排他性和主体的明确性，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据要素的特殊属性、创作模式的革新等新问题，传统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。《意见》直面这些挑战，在制度层面进行了突破性探索。

一方面，《意见》提出的 “基于价值贡献度的利益分享机制”，有效破解了数据 “非竞争性、非排他性” 与传统排他性产权之间的矛盾。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 “燃料”，其价值在于流通和共享，但传统的排他性产权模式容易导致数据被少数主体垄断，形成 “数据孤岛”，严重阻碍数据价值的释放。“基于价值贡献度的利益分享机制” 跳出了 “要么独占、要么公用” 的二元思维，而是根据不同主体在数据产生、收集、加工、使用等环节的贡献度来分配权益。例如，在医疗 AI 领域，医院提供了原始病例数据，技术公司对数据进行脱敏、标注和模型训练，应用方将模型用于疾病诊断，各方都能根据自身的贡献获得合理回报。这一机制既保护了数据产生者、加工者的合法权益，又激励了数据的有序流动，让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，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撑。

另一方面，《意见》在人工智能创造物对 “创作主体”“权利客体” 传统定义的冲击下，进行了有益的制度探索。在传统知识产权体系中，创作主体必须是自然人，权利客体也有着明确的范围和界定。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AI 独立或协同人类进行创造的情况越来越普遍，如 AI 生成的文字作品、图像、音乐甚至代码等。这些创造物使得 “创作主体” 的边界变得模糊 —— 究竟是 AI 本身、AI 的开发者、使用者还是其他主体？同时，这些新型创造物也对 “权利客体” 的界定提出了挑战，它们与传统的作品、发明等有着明显的区别。《意见》虽然没有明确 AI 独立创作的版权归属等具体问题，但强调 “协同应用” 的导向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。这一导向意味着不再纠结于单一的权利归属，而是更注重促进这些创造物的应用和价值实现，通过鼓励各方协同合作，推动人工智能创造物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，这种探索为未来进一步明确相关制度预留了空间。

二、“立”：建立适配智能时代的新规则

在打破传统产权模式局限性的同时，《意见》积极构建适配智能时代的知识产权新规则，通过平衡各方利益、构建完整链条，为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。

“公共财政资助项目版权开放” 的制度设计，巧妙地平衡了公共利益与私人收益。公共财政资助的项目，其成果本质上是用公共资金产生的，理应为社会公众所共享，以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。但如果完全开放而不考虑参与项目的科研机构、企业等主体的利益，又会打击它们参与公共项目的积极性。《意见》明确要求公共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版权内容依法合规开放，既确保了公共投资产生公共价值，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研发者能够利用这些成果进行进一步创新，如高校的 AI 基础算法研究成果向企业开放，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；又通过 “依法合规” 的限定，保护了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，如在开放过程中保障其署名权等。这一制度设计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，让公共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用，同时也激励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项目的研发。

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、转化与协同应用” 的部署，则构建了 “研发 - 保护 - 转化” 的闭环，有力支撑了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。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大、周期长，需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来激励创新，让研发主体能够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，从而愿意持续投入研发。同时，知识产权只有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才能体现其价值。《意见》强调知识产权的转化与协同应用，鼓励建立专利池、交叉许可等机制，促进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成果的整合与共享。例如，在自动驾驶领域，不同企业分别拥有不同的核心专利，通过专利池的形式实现交叉许可，能够避免专利纠纷，加快技术的产业化进程。这一部署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，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，推动 “人工智能 +” 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。

《意见》中知识产权制度的 “破与立”，体现了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，也为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动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。随着这些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落地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必将在规范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，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