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标作为企业核心资产与市场竞争的关键标识，其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愈发凸显。然而，伴随商标价值的攀升，商标囤积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系统性市场乱象，表现为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、跨类别抢注、利用公共资源牟利等复杂形态。此类行为不仅挤占有限的商标资源，扰乱市场秩序，还衍生出恶意诉讼、敲诈勒索等次生问题。我国虽通过《商标法》第四条、第四十四条等条款对囤积行为进行规制，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认定标准模糊、监管技术滞后、处罚威慑不足等挑战。本文结合国内外案例与法律实践，提出构建科学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。
一、商标囤积行为的危害与规制必要性
1. 对商标制度与市场秩序的破坏
商标囤积行为的核心特征在于“非使用目的”与“恶意”。囤积者通过大量注册占用商标资源，阻碍正常经营主体获取所需商标，抬高市场准入门槛。例如，宜昌市监局科长覃某借亲属名义囤积122件商标，包括地理名称“高家堰”“芝兰谷”等，导致本地企业被迫高价回购或放弃品牌建设，严重损害区域经济发展。此外，囤积行为还导致行政与司法资源浪费。2022年“长高电新”案中，猴某公司注册500余枚商标并滥用诉讼权，最终因恶意诉讼被罚款10万元，但其牟利远高于违法成本，凸显法律威慑不足。
2. 国际经验与国内现状对比
美国、日本等国家通过强化“商标使用”义务遏制囤积。例如，美国《兰哈姆法》要求商标权源于实际使用或“意图使用”，注册后需提交使用证据；日本则通过总则条款强调“保护商标使用者”的立法宗旨。反观我国，《商标法》第四条虽新增“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”驳回条款，但“恶意”认定依赖主观判断，缺乏客观标准，导致执法尺度不一。例如，同一案件中，法院可能以“抢注数量”或“攀附意图”作为主要裁量依据，增加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。
二、现行法律规制的困境分析
1. 法律条款的模糊性与适用冲突
《商标法》第四条对“恶意”与“使用目的”的界定过于抽象，司法实践中常需结合个案裁量。例如，防御性商标注册（如跨类保护知名品牌）是否构成囤积，存在争议。此外，第四十四条“其他不正当手段”的兜底条款缺乏细化解释，难以应对新型囤积手段（如利用空壳公司分散注册）。程序性冲突亦加剧规制难度，如“撤三”制度需等待三年，而囤积者可通过快速转让获利，导致维权滞后。
2. 审查机制与技术手段的局限性
当前商标审查以人工为主，面对年均数百万件的申请量，审查员难以深入核查申请人意图。尽管部分地方尝试引入AI技术监测异常申请，但对关联注册、跨平台数据整合等复杂行为的识别能力不足。例如，某广州公司通过关联企业注册近9000件商标，其分散注册策略成功规避系统筛查，暴露技术赋能的短板。
3. 处罚力度与执行效果不足
行政处罚金额普遍偏低，如上海某代理机构因囤积商标仅被罚款6万元，与其通过转让获取的百万级收益相比，违法成本微不足道。民事赔偿方面，权利人因损失难以量化，维权动力不足。2023年《商标法》修订虽将恶意侵权赔偿上限提至500万元，但针对囤积行为本身仍缺乏专项追责机制。
三、构建科学规制体系的完善建议
1. 细化认定标准与分类规制
明确“恶意”与“使用目的”的客观标准：可参考德国《商标法》，要求申请时提交使用意图的初步证据（如商业计划、产品设计图），并对防御性商标的注册范围（如主体资质、类别关联性）加以限制。
分类处理囤积行为：将囤积行为分为“恶意型”（攀附知名品牌）、“投资型”（囤积待售）与“防御型”（跨类保护），分别适用严格驳回、强化“撤三”审查及合理限制注册条件。
2. 强化行政监管与技术赋能
建立商标囤积黑名单与信用惩戒机制：对多次恶意注册的主体纳入征信系统，限制其后续申请资格，并通过公示形成社会威慑。
推动审查智能化升级：利用大数据分析申请人历史行为、关联企业及商标分布，构建风险预警模型。例如，对同一主体在非关联类别的高频申请自动触发审查。
3. 完善法律责任与执行机制
提高行政处罚力度：将罚款额度与囤积商标的预期收益挂钩，并引入“恶意诉讼反赔制度”，要求滥用权利者赔偿对方诉讼成本。
优化程序衔接：缩短异议与无效宣告审查周期，建立“绿色通道”处理涉公共利益案件（如地理标志抢注），避免程序空转。
4. 引导商标使用与市场自律
强化使用证据义务：参考美国制度，要求注册后三年内提交使用证据，否则启动自动撤销程序；转让未使用商标时，受让人需承诺使用期限。
鼓励行业自治：支持行业协会建立商标共享池，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许可，减少对囤积商标的依赖。
四、结语
商标囤积行为的治理需兼顾制度完善与技术革新，既要通过立法细化明确行为边界，亦需依托智能化监管提升执法效率。当前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启动《商标法》新一轮修订，拟引入恶意抢注民事赔偿、商标移转等制度，标志着规制体系向“严保护、强执行”转型。未来，唯有通过法律、行政与市场的协同发力，方能实现商标资源的优化配置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与创新活力。